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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奈達文化分類視角下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研究

2022-06-21 點擊:
李恬,車琳,孫福慶
(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哈爾濱  150040)
 
   摘要:語言、文化的密切關系決定了翻譯與文化的密切關系。文化負載項作為代表性的文化因素在翻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對文化負載項的研究是翻譯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在尤金·奈達文化分類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研究,旨在闡述語言、文化和翻譯的密切聯系,揭示譯者在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選擇上所體現的主體性。驗證奈達文化分類研究的普世性和可操作性,為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提供理論依據。
    關鍵詞:尤金·奈達;文化負載項;文化分類;翻譯策略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4110(2022)03(b)-0030-04

Studie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on Culture-loaded Te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ugene Nida's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e

LI Tian,CHE Lin,SUN Fuqing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40,China)
 
    Abstrac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determin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lation and culture. As a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factor, culture-loaded te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lation. The study of culture-loaded term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Eugene A.Nida's study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e, studies of transl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on culture-loaded terms, aim to illustrat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reveal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s in their choice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hese studies verify the universality and operability of Nida's research on culture-classification, and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anslation between Russian and Chinese on culture-loaded terms.
   Key words: Eugene A.Nida;culture-loaded items; the classification of cultur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1“文化翻譯”和文化負載項

      “文化”一詞,在西方源自拉丁文“culture”,原意是指對植物的培育,后引申為對人的品德和能力等方面的培養[1]。在中國典籍記載中,“文化”即“文治教化”[2]。文化定義眾多,如《英國大百科全書》將文化定義為“總體的人類社會遺產”,蘇聯《哲學百科全書》說“文化是社會在其物質和精神發展中所取得的成果的總和”,中國的《辭!穼⑽幕庾x為“人類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不難看出,對文化的解讀和界定大多傾向于廣義的文化,即包含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
     文化與語言關系緊密。語言是文化的基石,文化影響語言的形成、發展和應用。翻譯從本質上講是操不同語言的民族為滿足交際需求而產生的語言活動,文化與語言的密切關系決定了文化與翻譯的密切關系。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翻譯研究發生了具有深刻意義的“文化轉向”,翻譯在全世界文化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文化翻譯”應運而生。“文化翻譯”認為文化與翻譯相互影響。一方面,翻譯會受到文本外因素的制約。源語和譯語文化及譯者都在某種程度上“操縱”著翻譯活動。另一方面,翻譯也在某種程度上重新構建著源語文化(再現)和譯語文化(建構)。對于譯語讀者來說,對其造成影響的是由翻譯構建起來的文學作品,即譯作,而非原作本身,這使得譯作獲得了和原作等同的生命。同時譯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續和再生,是對原作裹挾的源語文化的語境重構,以適應譯語文化并在其中獲得身份認同。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語際翻譯必然是文化翻譯。
     文化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是深刻、全面而直接的。文化負載項是典型的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文化翻譯現象,兼具語言、文化和翻譯要素,是解讀語言、文化和翻譯三者關系的重要切入點。許國璋最早在“Culturally 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負載項(cultural-loaded words)”的概念[3]。之后,其他學者對文化負載項也有自己的闡述。對文化負載項的認識不同,命名也不盡相同。如廖七一在《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中將文化負載項界定為反映某種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詞、詞組和習語等[4]。尤金·奈達在《語言文化與翻譯》中將文化負載項定義為文化詞匯,即特定文化范圍內的詞語,是民族文化在語言詞匯中的映射。綜合學者們的解讀,我們可以認為,文化負載項是“體現語言承載的文化信息的詞、詞組、句子或篇章”。
 

2尤金·奈達文化分類體系

    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文化的分類也不盡相同。中外研究者根據不同的標準提出了自己對于文化的分類。
    奈達于1945年在《WORD》期刊上刊登了一篇名為“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 problems”的文章。文章闡明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認為翻譯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對等問題,可以在生態文化、物質文化、社會文化、宗教文化和語言文化的分類下進行處理[5],提醒譯者對文化因素加以注意。在此基礎上,彼得·紐馬克對于文化的分類是:生態類;物質文化品;社會文化;組織類;手勢與習慣[6]。中國學者陳宏薇將文化分為三類:物質文化、機構文化、精神文化[7]。
      在奈達的分類體系中,生態文化包括地理位置、氣候和動植物等。生態環境的獨特性使得不同民族的文化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性。物質文化是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獨特的物質產品。社會文化包羅萬象,包含如歷史背景、社會管理、道德準則和行為習慣等方面。宗教文化是指民族的宗教傳說、信仰與意識形態。人們的生活環境不同,彼此的見聞、世界觀也不盡相同,因此不同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不同流派間存在著差異。語言文化則體現在民族語言中的文化詞語和口碑文學等中。
      以上幾位學者對于文化的分類方式均有可借鑒之處。筆者認為奈達的分類方式較符合國內外學者對文化定義的共識,較全面地覆蓋了文化的核心要素,且分類標準較為統一、操作性較強。更重要的是,文化負載項數量龐大,對其進行翻譯研究,首先需要一個比較明確和簡潔的分類體系。而奈達文化分類體系的上述優點恰好可以幫助我們對某一民族的文化負載項進行比較明確的梳理,進而探討每個類別文化負載項的翻譯研究,以得出比較合理的結論。同時,文化負載項作為典型的文化因素和翻譯對象是解讀文化和翻譯關聯性的重要切入點。尤金·奈達的文化分類以廣義的文化概念為基礎,具有很強的普適性和操作性。本文在奈達文化分類研究基礎上對文化負載項進行俄漢互譯研究,一方面是對奈達文化分類研究普適性的驗證,另一方面是為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研究提供理論依據。綜上所述,筆者擬依托奈達的文化分類體系,研究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策略和方法及譯者的主體性問題,以揭示語言、文化和翻譯的密切關聯。
 

3尤金·奈達文化分類體系下的文化負載項翻譯

3.1生態文化負載項翻譯

     根據奈達的分類,生態文化包括地理特征、動物植被等。從地理位置來說,俄羅斯地處較北部,陽光稀少常年寒冷,所以俄羅斯人對于陽光非常熱愛向往,在俄語中,“моё солнышко”用“陽光”的表愛形式來代指喜愛的人,體現了俄羅斯人對于陽光的喜愛,是極具民族特色的表達方式,意譯為“(我的)親愛的(人)”。再如,不同民族對于同一種動物的態度也迥然不同。兔子在俄羅斯文化中是“懦弱”的代名詞,帶有負面色彩。在俄語中有“Труслив как заяц”(“膽小如兔”)的表達方式。而在漢語中, 兔子被認為是機敏、可愛的動物,老鼠才是“膽小”的代名詞。因此,上述成語在漢語中常常被翻譯為“膽小如鼠”。由此可見,生態文化作為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體現了文化對民族語言和思維的影響。作為譯者,應當考慮的是遵從源語民族還是目的語民族的表達習慣來翻譯,是使用歸化還是異化的翻譯策略,而后重新構建語境,或者將源語文化引入,以豐富譯語文化,或者用譯語文化解釋源語文化。

3.2物質文化負載項翻譯

      奈達將物質文化定義為不同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獨特的物質產品,因而在其他語言中鮮有相對應的表達,這是一種“文化空缺”現象。比如,“麻將”可以近似譯為“китайская игра в кости”,但比較容易誤聯想為“多米諾骨牌”(“домино”)。所以,筆者認為,在這里采用音義結合法譯為“китайская игра в кости《мацзян》[8]”,并使用腳注法對“мацзян”一詞加以注解更為妥當。而“квас”同樣可以采用音譯結合法譯為“格瓦斯(俄羅斯一種用麥芽制成的清涼飲料)”,使得譯語讀者更易理解。不難看出,在翻譯物質文化類的文化負載項時,譯者在重新構建語境時,多采用音義結合法、腳注法等使翻譯更加全面準確。音譯保留民族文化特色,而意譯和腳注則將源語文化引入譯語文化,為譯語讀者所認知。

3.3社會文化負載項翻譯

     奈達認為社會文化非常多元,包含如歷史背景、社會管理、道德準則和行為習慣等方面。比如,俄語表達中,“восточная улыбка”這一短語直譯是“東方的微笑”。在俄羅斯人的認知中,“東方的微笑”其實是指“含蓄的或難以理解的微笑”,所以這里譯者可以在語境重構時采用意譯法,譯為“含蓄的笑”。又如,“君子”一詞,最初指的是統治者和貴族男子[9],自孔子開始,“君子”被賦予了道德的意義,德行出眾者被稱為“君子”。有學者將《論語》中的“君子”俄譯為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10];另外一位學者譯為Цзюнь цзы[11]。“君子”是儒家學說體系里的一個特定的存在,俄語中并無與該系統概念相符合的等值原生詞匯[12]。我們發現,社會文化比生態文化和物質文化更抽象,單純的音譯+意譯或者音譯+腳注等方法只能是譯者的權宜之計,隨著概念越來越抽象,譯文也會產生越來越大的意義缺失。

3.4宗教文化負載項翻譯

     奈達眼中的宗教文化是指民族的宗教傳說、信仰與意識形態。俄羅斯人大多信奉東正教,信奉上帝。而中國人以信奉佛教為主,輔以道教和伊斯蘭教。俄語中有句話叫“Человек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а бог располагает.”,可直譯為“人們做計劃,上帝做安排”。但其實這句話與中國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寓意不謀而合。這很好地說明了中俄文化中宗教文化的差異。同理,“На бога надейся, а сам не плошай.16”(“靠是得靠上帝,但自己也別大意。”)可以采用歸化策略譯為“自助者天助”。這里,“бог”具有明顯的基督教色彩,而“天”則具有佛教和道教意味,此類情況使用歸化譯法能使譯語讀者更好地理解與接受。因此,翻譯不僅僅是轉換語言,最大程度地傳達語言背后的文化信息,才是對原語審美客體以及原文思想的尊重,才是對譯語審美主體的負責。

3.5語言文化負載項翻譯

     奈達指出語言文化體現在民族語言的文化詞語和口碑文學等中。各民族語言的語音、詞匯、語法各具特點,當這些特點影響到文本所傳達的信息時,即是對可譯性的一種限制。如《論語》中,“回”是指孔子的弟子“顏回”,根據人名音譯時的字母轉換原則,“回”“顏回”的俄譯是“Хуй”“Янь Хуй”。但在俄語中“Хуй”是不雅的詞匯。所以,譯者在語境重構時須遵循翻譯美學原則,最大限度保留原語的內涵外延與審美調性,從而使得原語在譯語文化中獲得等同的審美效果,使用改譯的翻譯方法,譯為“Хуэй”“Янь Хуэй”。這樣既保留源語文化的語言特色,又避免對譯語文化產生沖擊,造成文化休克。
      綜上所述,在對文化負載項的俄漢互譯研究中,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呈現以下特征:對于涉及生態的文化因素,可以采用歸化策略、意譯的譯法以及替換的翻譯技巧。當同一事物在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伴隨意義時,可以采用加詞、增譯法來加以說明,使讀者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對于源語文化得以進一步了解。對于物質文化,選取了歸化的翻譯策略、音義結合法及近似法。其中,針對“文化空缺現象”,可以采用音義結合法,音譯可以使讀者對新事物產生興趣,意譯加深其對事物的理解。社會文化和語言文化這類文化負載詞常常在文中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往往具有引申義,可以采用意譯法。而對于宗教文化,大多采用異化或歸化法。不同宗教、同宗教不同流派有時具有較大差異,應較為準確、地道地譯出其內涵外延。同時,我們發現,隨著文化類別抽象的程度越高,譯者進行語境重構以引入源語文化的難度越大,對譯者要發揮的主體性和創造性提出的要求越嚴格,譯者在翻譯時產生的意義缺失也越多,因此翻譯方法的疊加也越多。由此可見,各類文化負載項的翻譯給譯者造成的難度等級不同,譯者在翻譯時應充分發揮其主體性。在尊重翻譯規律的基礎上,調動自己的認知、理解能力及批判性鑒賞能力去理解、闡釋、再創造文本及文本背后的“文化”。
 

4結語

    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翻譯語言意味著傳遞文化。各民族語言具有特殊性與差異性。本文以尤金·奈達對文化的分類方法為依托,探討并分析了文化負載項俄漢互譯適合的翻譯策略與方法,闡明了語言、文化與翻譯三者關系的重要性,啟示譯者應增強“文化翻譯”意識、訓練翻譯能力,充分發揮主體性,達到有理有據“翻譯文化”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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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劉慧.漢俄語術語翻譯研究[D].上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7.

基金項目:該文系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D類項目(哲學社會科學繁榮計劃主題研究項目)“跨學科視角下的話語分析與認知研究”(項目編號:2572021DF07);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一般項目“新時代政治話語的隱喻俄譯認知研究”(項目編號:20JYC7400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李恬(1996-),女,河南開封人,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翻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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